王超是武汉某一本院校内一家教辅书店的老板，店铺不超过20平方米，多数时候冷冷清清。但每逢开学初和考试月临近，店门口就会变得门庭若市，学生会隐晦地问：“老板，××课的教材有吗?便宜的那种。”
王超从身边刚运过来的几个包裹里翻出一本封皮惨白的书递过去，“我们这有绝大多数的公选课教材，价钱都很便宜，很多学生用。”
与王超的小店一墙之隔的是一家打印店，同样不大的门面里也挤满了学生，复印机“嗡嗡”地响个不停，灰蒙蒙的玻璃门上贴着几个黑白大字“低价教材，量大从优”。
“我们全班同学都使用过盗版。”就读于该校艺术设计学院的李然也曾多次光临王超的书店，他告诉记者，全专业50多名学生使用的《市场营销》和一本思想教育书籍都是盗版，而几乎全校同学都在复印英语选修课的教材。
连日来，记者走访武汉多所高校，发现大学教材盗版现象正愈演愈烈，正版教材太贵、教材使用率低、盗版教材监管难是背后的主要原因。
正版教材太贵了
“我们这届150多个学生，只有十分之一在学校统一订购正版书，其他的同学很多不是用二手书就是买盗版。”在武汉黄家湖大学城一所工科为主的学校，2015级学生徐芳做了一个小调查，她发现，盗版书可能占到班里所有教材的一半。
武汉某985高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陈橙介绍，同学们购买的盗版教材还会以二手书的形式流传到下一届。
2017年年初，《中国青年报》对2001名在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2.5%的受访者曾购买过盗版教材，其中86.8%的受访者觉得高校正版教材贵，21.5%的受访者觉得非常贵。
2015级财务管理专业某班的吴柯还记得，大一时，班级的教材都是根据学校开具的书单在图书馆采买正版教材。后来有几名学长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拿到了教材的电子资料，从此他们班的教材都是“复印”版，“我们专业的教材不但多而且贵，复印教材实在比直接购买正版教材要便宜得太多了。”
李然跟记者算了一笔账，大二下学期，学生自己购买的3本教材中，有本市场营销的教材定价是120元，复印只要12元;英语选修课的正版教材共有4册，每册70元，复印只需11元。
“虽然通过学校买书会有折扣，但还是比盗版书贵不少。”徐芳坦言，统一订购正版教材每学期要花费400元左右，买盗版书则会便宜一半。
教材管理缺乏透明度
除了价格贵，收费制度不透明也是某些大学生不愿意通过学校统一订购正版教材的重要原因。
李然清楚地记得，大二下学期，每名同学向班委交了265元用于购买本学期所需的4本教材，其中由学校统一订购的3本教材定价分别是32元、45元和68元，老师要求网购的一本教材价格为61.6元，“怎么算也没有265元啊!”
“还有一本书正在加印中，多交的钱是那本书的订金。”尽管班委努力解释，但在李然和同学们看来，“教材费这么贵，至少应该公示明细”。到了大三，该班五分之四的学生都选择自己购买教材。
类似情况在高校校园里并不少见。
汉口某学院一名大三的学生向记者透露，该校一专业的教材以往一直是按定价收费，本学期新换了一名辅导员后竟获得了七折优惠，“同学们都在猜测上一任辅导员‘吃回扣’”。
与前几所学校的收费制度不同，入学时，武汉某211高校会向每位新生收取1000元教材费，然后根据每学期费用自动划扣，多退少补，一些院系甚至把大学4年所需课本一次性发齐。
领到教材之后，对照着本专业的培养方案，文学院的林峰发现自己少了《中国近代史纲要》等3本书，教务处的解释是：“你们学院账上的钱不够了。”
“只让交钱，但从不公示划扣明细，难免让人多想。”林峰说，班上同学私下怨言不少。
利用率不高广受诟病
今年4月，武汉某工程类大学新开设了一门市场营销的课程，班干部在班级群里询问大家是否愿意购买教材，立刻遭到了一致反对。
该班学生表示，根据以往经验，教材上的内容老师的课件里都会有，在上完课后，老师都会将讲课时用到的课件上传到班群里，复习和考试时也都是参照课件和老师提供的相关论文，“现在我们上课基本都是用电子资料了，一学期的课下来，教材都没用过。”“我都怀疑用了假教材。”
但由于老师的教学日志中要求学生必须携带纸质教材，该班最终决定在网上统一购买一本盗版教材。
“实际上老师们上课大多不用教材，期末我们会把课件拷下来复习。”一年半下来，林峰能够清楚地说出那些没有用过的课本：“外国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还有两册英语书。”
大二下学期过后，李然花59.8元购买的《中文Premiere Pro CS5 视频编辑剪辑制作精粹208例》和68元的《大师镜头：拍出对话场景的100个高级技巧》最终被束之高阁，“除非自己感兴趣，有些书4年也翻不了一次”。
15级广告学专业的阮楠则认为，很多课程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都有大量的相关资料和论文，其丰富且专业的内容比起教材来说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说：“我们上学期上的《广告学概论》，图书馆的相关教材与资料摞起来足足有一层楼之高。完全可以起到代替教材的作用。”
如何扭转盗版之弊
“希望学校在教材订购和收费的过程中能够更加公开、透明。”李然向记者表示。李然的室友刘希也持有同样的意见，她认为学校应该将书单、费用、订购流程和收费明细的相关数据公布出来，让学生也参与其中，而不是处于一种“除了交钱以外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在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研究生张耀看来，大学生作为使用教材的主体，应该参与到订购教材的环节中，促使整个制度更加公开透明。
“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急需获得的是知情权而不是参与权。”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法学博士刘永存认为，上课之前，任课教师有义务向学生解释为什么选择这本教材，然而很多教师都忽略了这一环节。他还建议将指定一本教材改为推荐几本参考书，由学生自己决定选择哪一本，通过何种方式购买。
刘永存分析，高校教材利用率低的一大重要原因在于“网络时代学生的学习模式与传统的教育体系产生了冲突”，碎片化的阅读习惯和“有用即来”的学习理念让学生们倾向于直接获得答案，而不是通过阅读教材建构系统的知识框架。
在刘永存看来，“执法难”也是盗版教材泛滥校园的原因之一，“这类书店和复印店规模小、数量多，违法所得金额难以统计，执法部门监管难度大，即使被查处，违法成本也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师、资深律师王敏敏表示，学校附近文印店小规模售卖盗版复印教材主要涉及的是民事追责和行政查处问题，即使情节严重，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也只是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
“不尊重教材编写者的劳动成果，会导致教师没有编写好教材的积极性，教材由此粗制滥造的很多，这也是我国高校难有经典教材的原因。”谈起盗版教材的危害，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盗版教材还应当为高校教材质量日益下跌埋单，而教材质量低下又是盗版教材泛滥的诱因，这其中的恶性循环“不单是依靠学生自觉、学校规范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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